2023年3月18日下午,中国写作学会会长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、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、武汉大学必赢3003no1线路检测中心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方长安应邀为必赢3003no1线路检测中心中文系的学生开展了一场题为“如何研究新诗选本”的学术讲座。
讲座伊始,方长安教授从新诗选本的历史说起。中国新诗产生于20世纪初期,此后不久新诗选本问世。百年来既有新诗演变的历史,同时也有新诗选本出版的历史。方教授首先分享了重要的新诗选本:1920年上海新诗社出版的《新诗集》,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较早选本。中国素来有古典诗歌的传统且成就辉煌,诞生于此背景下的新诗认可度不高,合法性也尚未建立,彼时新诗选本如何对新诗进行编录,其中大有意味可言。
紧接着,方长安教授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诗选本,如《分类白话诗选》、《新月诗选》、《现代诗钞》、《白色花》等。方长安教授指出,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至关重要的现象,百年来众多诗歌选本应如何进行研究,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。
随后,方长安教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,即新诗选本与新诗史的关系问题。既然要研究新诗选本,就要看到它和新诗史本身的一个关系。方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:其一,既有的选本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新诗自身创作的发展,新诗选本与新诗创作同时存在,二者间的互动关系是研究者需要注意的现象。其二,是构建新诗的历史。有的新诗选本具有“以选代史”的功能和特征。其三,是选本塑造了新诗“经典”。选本通过遴选保存具有典范性的新诗,奠定其经典地位。
在明确了新诗选本和新诗发展的历史关系之后,方长安教授结合三个重要的新诗选本,来谈新诗选本研究的三种基本研究方法和路径。
其一,是在新诗创作发展史上研究新诗选本。方长安教授提到,研究新诗选本的诗歌史价值,首先要看选本自身的特征,即如何编写作品以及编写的立场。在1922年《新诗年选(一九一九年)》出版之前,最初的中国新诗选本主要将新诗分为写实、写景、写意和写情四大类,以分类选诗的方式编写新诗。这种分类方式显现出一种价值判断:符合这四大类的作品即是好的作品,此种选诗标准既有优势,但又存在隐患:一是具有排他性;二是有些诗歌具有多重特征,不能被简单分类;三是尤其推崇写实类诗歌,使得早期很多作品缺乏想象而诗意不足。早期诗歌探索已显示出一定的弊病,而选本的四类分法又凸显了新诗创作的负面特征,对当时诗歌创作产生不好的影响。相比而言,《新诗年选(一九一九年)》改变了分类选诗的惯例,以笔画繁简和发表年月先后编录诗人作品。破除了先前的价值判断,给新诗实践以更大的自由度和空间。其中,这一选本对待外国诗歌和中国旧诗的态度也值得关注。《新诗年选(一九一九年)》引导了当时的新诗创作潮流,回答了如何写新诗的问题。
其二,是在新诗历史建构史上研究新诗选本。方长安教授提到,我们现在看到的新诗发展的历史,它既是历史过程中客观存在的,但同时又是我们归纳、阐释和建构出来的。由此涉及到的问题是:它是如何被建构,又是谁去建构的?以臧克家编著的《中国新诗选(1919-1949)》为例,这一选本就具有以选代史的功能,有着明确的建构新诗歌史的目的,帮助培养青年读者的新诗历史观和新诗审美意识。相对于以前的文学史重构了新诗的历史,对诗人作品的遴选排列顺序也具有首创意义。
其三,是以新诗经典化为问题研究新诗选本。方长安教授结合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《现代诗钞》从经典化角度解读:《现代诗钞》给予我们的一个启发是新诗评价的尺度标准或许要重建。这一选本所选的诗人和诗歌作品,若从今天经典化的角度来看,其成就并不高。但换个角度思考,它收录作品数量较多的诗人,在后来传播接受度都比较高,多数有一首或几首公认的重要作品,如此一来选本的经典化概率又很高了。这一现象涉及到两个相关问题:一是近百年来新诗经典化的历史是否可靠?二是我们应重审闻一多所选取的诗人诗作与其取舍标准之间的关系。方长安教授对这两个问题以及《现代诗钞》的意义价值作了细致解读。
讲座最后,贺仲明教授为本次讲座作结,并对方长安教授以及前来听讲座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。他指出,方长安教授在讲座中所体现的对文献资料搜集与选择标准的注重、文本细读的能力以及深广的文学史视野,都对同学们做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。至此,“如何研究新诗选本”讲座圆满结束。
撰文:张悦
摄影:张悦
审核:贺仲明